当前的经济运行，既有远虑，更存近忧
先说远虑。
本轮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过度投资。今年１—５月，投资高位反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３０．３％。制造业投资增速明显高于总体投资增速，其在总投资中的比重由２００６年２月的２５％，迅速提高到了５月的３０％。即使是已经面临国外大量反倾销的纺织业，１—５月份投资增速仍然高达４３．２％，服装业投资增速就更高。过快的制造业投资增长，必将在未来形成巨大的供给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本轮经济增长与国际经济表现出高度的相关性。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的繁荣是国际经济繁荣的结果。换言之，观察中国经济产能会否过剩，已经不能再简单地分析国内的总供给与总需求，而是必须放眼世界，审视国际总需求与总供给，特别是与国内总供给之间的关系。产业转移等原因，已经使得国内产能更大程度上为国际市场而建。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长期而言，我国经济脆弱性增强。一旦全球经济趋缓，国内将呈现巨大的产能压力，通货紧缩不可避免。就企业而言，只要收益大于可变成本，就会选择继续生产，并通过挤压别国的产能而实现销售，贸易争端频仍。但国内资源却可能大量浪费，过剩产能可能通过自然损耗而淘汰。
再看近忧。
以实体经济观之，我国当前似乎并不存在产能过剩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同比各年份２—５月数据，工业产销率自２００３年以来不断创出新高，２００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分别高达９７．１％、９７．３％、９７．５％、９７．６％。中国物流与采购网的数据也显示，产成品库存在今年年初稍有提升后，快速降到了新低；与此同时，企业订单数量则大幅上升。显然，就短期形势看，似乎根本不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
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弱化，货币供给过多。过多的货币供给，一方面，导致贷款增长过快，推升了投资和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引致虚拟经济的繁荣，当前，房地产市场已经出现了相当的泡沫，股票市场泡沫苗头初显。
虚拟经济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财富效应、托宾Ｑ效应等机理，对实体经济起到一定的提振作用。然而，虚拟经济一旦出现问题，其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效果可能更大。虚拟经济的崩溃往往会导致利率水平的大幅提高。从长远角度看，可能引发经济的衰退。
于是，我们说当前中国经济的远虑与近忧，充分反映出了这样一种矛盾，即从长期看，国内存在产能过剩的隐忧和通货紧缩的可能；然而，从短期看，又是产销两旺，因成本推动，存在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要素价格没有理顺
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分工的过程中，必须选择自己的比较优势。然而，由于各种要素价格没有理顺，比较优势的优化组合似乎并不那么尽如人意。突出表现在，本轮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然而，就业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
首先，是土地问题。某种意义上，我国现在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为土地价格低廉。严格地讲，土地才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总指标。因为土地价格低，所以人口大规模繁衍，劳动力成本低；因为土地价格低（这里包括过低的污染成本，某种意义上属于土地使用的租金），所以生产成本低，厂房大规模建造；因为土地价格低，所以升值预期强，各种资本蜂拥而至。然而，以我国的人口状况来看，土地又必然要求长期、大规模升值。土地价格长短期的矛盾，实际上较好地回答了上述“远虑”与“近忧”的矛盾问题。
其次，是资金价格问题。利率是资金对内的价格，汇率是资金对外的价格。显然易见，当前，这两个价格的市场化程度都远远不够。非市场化的利率和汇率必然引致经济失衡。低汇率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因而劳动密集型和土地资源密集型产业过多、过快发展。低利率则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的投资回报参照基准过低，理论上讲，只要投资收益率高于利率水平，企业就会投资，于是整个国家过度投资。
最后，是技术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技术进步是替代土地、资本、劳动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最佳要素。但在我国，技术进步相对较慢，这样的替代效应没有充分显现，才使得我国成了制造业大国，而非强国。
基于如上分析，解决当前“远虑”“近忧”的关键在于：
１．逐步提高土地资源及类土地资源（矿产）的价格。所谓逐步提高，指的是既不能太慢，又不能太快。慢了，投资难以控制，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增加。快了，可能综合化地提高生产的成本（土地价格属于综合化指标，其上升必然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制造业面临较大的冲击。
２．逐步增强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程度。从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基本的思路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汇率和利率。一方面，有助于抑制过快的投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今后增强利率和汇率弹性的必要举措。
３．不断优化制度，推动技术创新。制度是技术革新的根本性动力，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就不可能有持久的技术进步。所谓制度优化，必然是立体化的，既包括基础技术的发明、应用技术的产业化，更包括相关技术、产业的市场化定价，比如，相关企业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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