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就要在华盛顿举行了。美国在中国对外经济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自不待言；作为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大国、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全世界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美国国库券第二大外国持有人、多种初级产品世界最大进口国、全世界能源进口增长最快的大国、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2000年以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美方统计）……这一切也决定了美国必须打点精神认真料理对华经济政治关系。令人欣慰的是，从去年美国贸易代表署发布《美中贸易关系：进入更大责任和执法新阶段》报告（U.S. Trade Relations: Entering a New Phase of Greater Accountability and Enforcement），到去年12月11日（美国时间）鲍尔森发表题为《一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的署名文章，直到这次吴仪副总理少有地在5月17日《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推进中美贸易互利共赢》的署名文章，都表明双方领导层一致认识到了双边经贸的互利性质和中美全面、深入、理性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重要性。

　　美方的某些行为方式造就了最糟糕的情况

　　由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相信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品大量使用从第三方、特别是从中国周边国家进口的投入品，以至于中国外贸形成了“对东亚逆差＋对美欧和非石油发展中国家顺差”的格局，中国周边经济体对中美经济协商的期待尤其强烈。正因为如此，这场双边战略经济对话才那么引人注目；中美两国对话者们不仅需要对各自国家的国民负责，还需要向世界体现出负责任大国的风范。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既然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两国相关部门就有责任不仅选择正确的议题，而且以合理的方式提出讨论，以便尽可能平稳解决提出的问题。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仅仅解决问题本身并非“善之善者”，在不引起社会、市场巨大振荡的情况下解决问题才是“善之善者”；至于引起巨大振荡或加大解决问题的难度，最终也无法解决问题，那就是最糟糕的情况了。遗憾的是，美方、特别是美国国会的某些行为方式恰恰造就了最糟糕的情况，因为他们的做法导致解决问题的难度"自我实现"地加大，甚至他们选择的议题也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在人民币汇率议题上体现得格外充分。

　　“人民币升值论”源于英国和日本而被美国热炒

　　单纯通过汇率大幅度升值调整贸易失衡，这种想法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上世纪30年代美国实施《购银法案》而强制中国货币升值、80年代《广场协议》强制日元大幅度升值的结果还提供了相反的论据，亦即海外要求人民币大幅度、迅速升值的"人民币升值论"这个议题本身就有毛病。

　　本来，中国人无须为“人民币升值论”而过多怪罪美国，因为近几年兴起的“人民币升值论”最初源于英国和日本，而非美国。早在2001年8月7日，英国《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便发表《中国的廉价货币》（China's cheap money）一文，认为中国应该提高人民币汇率；当年9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期盼人民币升值--日渐强烈的中国威胁论》一文，“人民币升值论”声浪陡然加大，当时的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的大肆宣扬更将"人民币升值论"在国际上炒得滚烫。

　　然而，美国人在这方面很快便青出于蓝。而且，由于美国作为当前全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头号经济大国的分量；由于美国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战略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由于近年以美国经常项目收支逆差为表现的全球经济失衡空前严重，中国则是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之一，是美方统计的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按美方统计，2006年和今年第一季度，对华贸易逆差分别占同期货物贸易逆差总额的28.4%、31.7%之多；由于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以至于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又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由于贸易保护和压迫人民币升值被许多美国人视为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灵丹妙药；……并非“人民币升值论”始作俑者的美国成为压迫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外部压力来源。

　　中国需放慢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步伐

　　美国的一些政客和利益集团借助人民币汇率话题“敲打中国”，乐此不疲；投机者们也借机炒作，在以美国为主的外部压力将导致人民币加快升值的预期下加紧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境内输入套利游资，导致外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这种自我实现的加大的压力反过来又进一步给那些美国政客和利益集团提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口实，投机者们制造的"美国压力将迫使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空气和美国某些势力围绕人民币汇率问题的鼓噪之间是一种相互强化的关系。特别是在每次中美经济对话--不管是以前建立的中美商贸联委会还是去年才建立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前夕，投机者们都要制造"美国压力将迫使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舆论。

　　某些美国政客、利益集团和投机者的想法堪称如意算盘，但事与愿违，惟其如此，中国方面越发难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的步伐，反而需要放慢，因为这种自我实现的压力加大了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之后汇率超调的风险。而且，为了打破外汇市场上那种单向下注的舆论，中方还有必要在中美经济对话前夕调控市场，促使人民币汇率回落。

　　5月15日，在5个交易日中间价连续突破7.70、7.69、7.68三个关口之后，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一举跌落至1美元兑7.6948，209个基点创造了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以来单日跌幅的最高纪录，比此前中间价单日最高跌幅--133个基点（2006年9月5日）高出1倍有余。同日，人民币对欧元、港币均告下跌，仅对日元小幅上涨17个基点。

　　无独有偶，在"227"、"419"之后强劲反弹的A股市场同日大跌，沪指一日之内连续跌破4000点、3900点两大关口，全天下跌近150点，最终以3899点收盘。不管其中是否存在管理部门的市场干预，1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创纪录的跌幅打破了市场参与者们近期形成的人民币保持持续升值的思维定势，让他们再一次意识到今后人民币汇率的双向浮动特征，赌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资本由此不得不重视市场风险的存在，对人民币汇率的投机性攻击压力将因此而有所减轻，无疑是好事。

　　毕竟，在全世界外汇市场数以万亿美元计的日交易量中，有真实交易基础者所占比例甚微，中国投机性国际游资内流规模也颇为可观；我们不必徒劳地去向从事真实贸易的企业说明汇率双向浮动特征，他们的应对好人民币汇率的长期升值压力就行了；但我们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事实“敲打”投机者，提醒他们注意这一事实。由于许多投机资本涌入中国，是希望攫取人民币升值、资产（特别是股市）上涨双重收益，而“汇率升值推动价值重估”又是中国股市暴涨的重要支持信念，汇市、股市双双下跌，将对投机者的预期产生双倍的冷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