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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而不往非礼也。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去年在北京成功举行，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5月22日则移师华盛顿开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和美国财政部部长保尔森再次分别作为两国元首特别代表，带领相关政府部门高官参加这一广受全球关注的重要对话。
此次对话时间仍然只有两天，双方拟定的核心议题却不少，涉及“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虽然中美都希望通过对话深化交流与合作，但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双方并不可能充分沟通讨论上述议题，一些分歧和误解还会继续存在。
不过无论中方还是美方，从创立这一对话机制开始，就是着眼长远，充分意识到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这不是一个中美进行经贸谈判的普通场所，而是双方就两国全局性、战略性和长期性经济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重要平台。只要中美双方都能以建设性姿态积极参与，随着更多对话的展开，这一机制必将在两国经贸关系、乃至整体关系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由于第一次对话取得良好成效，中美双方都更加重视此次对话前的精心准备。吴仪上周率领中国的大型商业采购团，到旧金山、芝加哥和亚特兰大等地进行大宗采购，直接展示中国对平衡中美贸易状况的决心和诚意。保尔森为了全力以赴准备本次对话，甚至不惜缺席了这个周末在德国举行的八国财长会议，美国国会和经济界人士更是踊跃提方案和思路，都希望通过此次战略经济对话，推进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系列敏感而重要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央行5月18日集中出台了多项货币政策。其主要指向是为了减少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但特别把人民币汇率的每日波动幅度从0.3%扩大到0.5%，理所当然被海外媒体解读为中国在主动扩大人民币的升值幅度。我们认为，这种联想和分析有一定道理，毕竟此项调整的宣布时机，恰好在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夕。
不过，综合中美双方围绕战略经济对话的表态和行动，也难免会让人有所担心。如果类似大宗商品采购、汇率政策调整这样的大事，总出现在每次战略经济对话前，那么对话容易变成中美新的经贸角力场，引发美国政经各界伺机进一步施压中国。如果双方都不得不日益具体地做足每次战略经济对话的场外文章，恐怕就与创立这一对话机制的初衷有所偏离了。
既然是有关两国经济关系的战略对话，所涉及的问题就不能太具体、短视。中方多次明确表示，更希望通过对话与美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进一步扩大共识，增进双方在各领域的互信合作，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和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也就是说，对话就是要多务虚、多沟通，而不必搞成又一个就具体经贸问题讨价还价的新场所。
当然不可否认，如何更好地平衡仍在扩大的美中贸易逆差，肯定是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一个绕不过去的议题。对此，中美两国元首在最近一次电话交谈中曾谈到，这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才能克服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看到中美经贸合作的主流是互利共赢，双方互为对方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正式建交不到30年，贸易额增加近百倍。
中国真的能通过人民币加快升值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吗？这是双边对话需要先行解决的一个理论问题。在全球经济重构、美国等发达国家制造能力大规模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情况下，本币升值则贸易顺差减少的传统贸易理论已经饱受非议，更何况如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所言，在这种新型经贸关系中，“顺差在中国，利润在欧美”，因此，中方完全可以借此通过对话与美方讲清楚：中国的贸易顺差并不是一宗“原罪”。
其实，考虑到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拉动内需的强劲趋势以及对高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渴求，适当扩大从美国的进口，才是更好的贸易平衡解决方案。这就需要双方尽快解决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解除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等现实障碍，中国不能只从美国无限扩大进口一般工农业产品。
在有关贸易平衡、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等课题上，双方均可以充分沟通达成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时间表，积极合作，互惠共赢。
与此同时，涉及国家安全或经济主权的重大问题，比如人民币汇率机制，我们就应坚守底线——即始终基于中国自身经济现状和发展需要，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不断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我们可以参考、但决不能盲目听从中国以外的任何声音、要求或压力。
随着中国不断发展，中美经贸关系正变得更加重要而敏感，在双方合作快速增长过程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问题和摩擦。这都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应当很好持续下去的原因。我们期望双方都能本着坦诚对话和平等协商的精神，以理性的态度充分沟通，让更多美国政要正确了解和理解中国，从而为有效解决具体经济问题、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做好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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