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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计让洋商败下阵 在美搞公关拉人气
编者按:20世纪初期和中期,中国也曾出现过一些世界性品牌。只是由于时间久远,国人对他们已经十分陌生。在这些品牌背后,都包含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本报将陆续刊登几篇介绍旧中国商人大战国外洋品牌的故事,或许能给现在的中国企业家一些启示。本期主人公是“猪鬃大王”古耕虞。
中国“猪鬃大王”古耕虞
古耕虞这个名字,人们可能没有听说过。但是如果时光倒退六七十年,“猪鬃大王”的名字是如此的如雷贯耳。 作为商业奇才,未及弱冠就在中国猪鬃市场呼风唤雨。短短数年之后,他名下的“古青记”便拥有了世界猪鬃市场的控制权。在随后的十余年间,他通过自己的智慧,不断击败对手,演绎了一段段商战传奇。
山货行里来了个令人生畏的学生仔
猪鬃就是猪脊背部长而硬的鬃毛。东西虽不起眼,但是从油漆兵舰、飞机及各种军用车辆,到清刷机枪的枪管、大炮的炮筒,样样都离不开它。
在古耕虞少年的时候,父亲古槐青便将其送进新式学校学习新知识,接着将其送入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学英文,后来又让古耕虞到状元商人张謇所办的纺织学堂观摩学习。
1925年,身患重病的古槐青将“吉亨”改名为“古青记”,交给初出茅庐的古耕虞。古耕虞接手之初,它总共只有三个职工、四个徒弟,既不能外出收购,又没有加工能力,至于资本全部加起来却只有区区六万两银子。
尽管接手的是个惨淡经营的摊子,但古耕虞却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当时他通过上海的交易市场,得知世界羊皮市场出现缺货,一向做猪鬃生意的他决定大量吃进羊皮。
古耕虞的行为激怒了重庆羊皮经营的老大——裕厚长字号的老掌柜。
对古耕虞的“挑衅”行为,老掌柜的胡子气得老长:“那个娃娃,还是个学生仔,何以知道羊皮生意,不知天高地厚。要给他点教训,让他知道怎么做生意!”
老掌柜说到做到。就在羊皮即将交易之际,重庆羊皮市场谣言四起:古槐青在上海做投机生意连本钱都赔了,现在卧病在床,只有让自己大学还没毕业的儿子来重庆“空手套白狼”。
面对突然而来的谣言,古耕虞采用两招化解了危机。
首先,他马上给上海的父亲去电,让父亲火速从上海汇来十万两银子,后又陆陆续续汇一二十万两。款一到,他便颇为招摇地将钱存在重庆的大钱庄里。
与此同时,在货款结算方面,古耕虞也表现得十分大方,对于供货方都是货款两讫,而且允许买家赊账。另外他还大造声势让重庆的大钱庄复兴钱庄向他大量放款,复兴钱庄来核查他的账目,结果证明其实力雄厚。几招下来,谣言不攻自破,古青记的名气大升。
用“将欲取之,必先予之”摆平洋商
1926年,重庆的山货行呈现着一种欢快的气氛。由于北伐军攻占上海,长期被洋商打压的重庆商界感到大显身手的机会终于来了。正当山货行的老板们准备占领洋商留下的领地时,一个让人担心的消息传来:美国最大的皮革制造商代表纳尔斯到了重庆。
 重庆的猪鬃产业依然很红火
经过调查,古耕虞发现,纳尔斯虽然代表美国最大的皮革制造商,但美国总部对他的商业冒险持谨慎态度,纳尔斯带来的资金并不十分雄厚。
于是,古耕虞定下了“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一旦纳尔斯要买羊皮的时候,山货店将自己手中的羊皮大量供应,纳尔斯很是高兴,来者不拒,全力吃进。
正当纳尔斯感到进展顺利的时候,麻烦出现了。随着羊皮越来越多,羊皮的加工变得十分迫切。嫩羊皮如同水果,如果不及时加工,很快就会坏掉。这时候重庆本地的加工行当就以种种原因加以推托拖延。而此时正赶上长江进入枯水期,纳尔斯将羊皮外运的打算成了泡影。接着,银行开始向纳尔斯追债,纳尔斯想到重庆的山货行当同业公会借款,但遭到拒绝。
此时古耕虞开始登场。对于纳尔斯的求助,古耕虞爽快地伸出了“援手”,劝说同业公会向纳尔斯提供低息贷款,但有一个条件,纳尔斯所有商业行为必须交给古青记。
在接管纳尔斯的业务后,古耕虞马上联合其他山货行将羊皮火速加工打包,销往国外,在还清银行贷款之后,古青记又狠赚了一笔。
经此一役,古耕虞和古青记不仅在同行中确立了威望和名声,而且使得洋商难以插足重庆山货业。由于古耕虞的运筹帷幄,古青记在短短数年间异军突起,占领了重庆山货业一半的市场。

在美国发动公关攻势,击退杜邦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1945年抗战结束时,古耕虞已成为中国的猪鬃大王,他名下的古青记和“虎牌”猪鬃基本上控制了中国乃至全球的猪鬃市场。
就在古耕虞准备继续拓展业务时,一个巨大的“敌人”开始逼近,这就是当时的商业巨人——美国杜邦公司。
作为一个百年老店,二战结束之后的杜邦公司正处于其历史上的辉煌时期。这时的杜邦不仅在战争中发了横财,而且在战争结束之后收购了多家德国大型化工公司。
其实,早在战争进行当中,杜邦就一直在打猪鬃的主意。作为战略物质,猪鬃在二战中大出风头,不仅美苏英等国抢着跟中国商人定猪鬃的供给比例,美国更是要不远万里开辟运输通道从中国运送猪鬃。面对猪鬃如此大的利润,杜邦也想在猪鬃市场有所作为。
杜邦与中国企业竞争的不是天然猪鬃市场,而是要开发人造猪鬃。他们知道,一旦人造猪鬃取代了天然猪鬃,那么夺取猪鬃市场就水到渠成。经过一番巨大投入,1946年,杜邦的人造猪鬃开始投放市场。
面对杜邦咄咄逼人的攻势,古耕虞决定迎战。古耕虞认为,作为庞然大物的杜邦,人造猪鬃不过是其利润中很小的一部分,因此在竞争中,杜邦未必会全力以赴。如果竞争成本超过利润,杜邦可能会很快转向。
在价格方面,人造鬃的原料是石油,当时石油价格虽然很低,但与天然鬃相比仍然有着相当高的成本。因为在中国,天然猪鬃不过是屠宰生猪之后的附属品,基本没有什么成本可言。
杜邦的人造鬃上市后,古耕虞立刻让自己在美国的分公司和经销商密切关注人造鬃的价格,将天然鬃在美国的价格始终低于人造鬃。
与此同时,古耕虞加强与美国的进口商和制造商的联合。由于具有价格优势,这些制造商也乐于使用天然鬃。在美国,民意对商业的影响也很大。由于天然鬃和人造鬃的最终产品是刷子,古耕虞呼吁美国一些使用刷子的工人协会,反对使用人造鬃。古耕虞还以古青记的名义赞助了几十万美元的基金,专门用来联络工会并进行广告宣传。
对于习惯了使用天然鬃的工人来说,突然使用人造鬃自然不适应,现在有人暗中支持,工会于是站出来反对人造鬃。接着,制造商与经销商也以民意为托辞拒绝使用人造鬃。这几招同时出手,使得杜邦的人造鬃一上市就遭遇困境。在硬挺了一段时间之后,杜邦只好停止人造鬃的生产,转而生产其他产品。
按今天的说法,古耕虞与杜邦公司的斗争完全是一场不对称战争。古耕虞自始至终就没有与杜邦直接交锋,而是利用其在美国本土的资源,击退了杜邦对鬃毛市场的觊觎。
周总理请他组建公司赚外汇
作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古耕虞在几十年的商业经历中不仅要与国内外的同行展开竞争,而且还时时面临官僚资本的压迫。
抗战时,国民政府实行猪鬃专卖,战后也迟迟不开放猪鬃市场。对古耕虞,国民政府不是扶持,而是千方百计想把他逐出市场,只是由于古耕虞实力雄厚加之应对得法,才避免了被官僚资本吞并的厄运。
抗战时期,古耕虞在重庆结识了周恩来。相比于蒋介石政权的蛮横、腐败和压制民族企业,共产党人的廉洁、高效、救国救民思想让古耕虞渐渐转向,特别是周恩来的平和、儒雅更让他佩服。与共产党交往后,古耕虞深有感触地说:“国民党把我推出去,共产党把我拉进来!”
1949年,当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古耕虞命令所有国内的存货都不再外运,静候解放的到来。
新中国成立不久,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让古耕虞组建中国猪鬃公司。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古耕虞还亲自前往美国推销猪鬃。在他的努力下,当年中国销往国外的猪鬃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为新中国赚回大批外汇。
改革开放之后,已进入暮年的古耕虞欣然担任外贸部的顾问,继续为国家的猪鬃出口出谋划策,将自己的商战心得传给后辈。
虽然1995年,91岁的古耕虞告别了人世,但其商战经历一直为人津津乐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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